2004年12月23日晚，一边读报，一边在想如何给女儿美来发短信。最终对女儿过圣诞节“约法四章”：“不能少于10人出去；不能通宵；不能喝酒，无论谁劝，男孩儿更不行；不能往人多的地方钻。”
　　发出去后，没动静。我知道她没睡，更知道她不情愿接受这些“爸王条款”。好在我已适应了这种单边教诲：只要我给她下“指令”，她那边就滞后回答或干脆不答。我就当自己无聊，总往太空发信。

　　面对太空有些茫然的我低头看报，《南方周末》的长文《亲爱的安德烈，如果你年轻却不轻狂》映入眼帘。这是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写给儿子的两封信。

　　她与德国丈夫生的儿子在地中海的马尔他和西班牙的巴塞罗纳旅游了三周后，极不情愿地通过电子邮件向妈妈汇报。得意忘形的他写道：“身为母亲，你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在黄金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

　　曾经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母亲当场晕菜：“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快回信。”

　　儿子知道说漏兜了，赶紧回信：“当然是一个隐喻”。但还是引来妈妈的长篇大论：“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即使是我也心知肚明，两脚插在西方文化土壤中的安德烈不可能实话实说。

　　明知他们不听，我们说还是不说？

　　说服自我的理由之一是，一家之长就像一国之君，即便国法，立在那儿，也不是人人都听的啊！可总不能因为有人不守法就不立法呀！防范是一种超前的规范，它应当永远走在无知者前面。

　　理由之二是，反过来想，面对商家蓄谋已久、一个月前就开始的咋呼，以及歹徒等了一年的摩拳擦掌，我们怎能奢望，在社会的诱惑与我们的约束面前，孩子们会盲目地接受我们、理性地拒绝它们！因此，“平安夜能否平安？”成了头脑清醒的家长的最怕。我不这样警告置身首都的女儿，还能怎样？

　　因此，我在信末还附上一句：“圣诞节魔鬼也过，专门上街抓天使！”

　　理由之三是，从逻辑上讲，她一直未出过事儿，这表明她有自制力，更证明我们的话有助于她打造自制力。年轻人之所以年轻，就在于给他们自由都不会运用！那么，在年啦、节啦、毕业与升学、离别与幸会的时刻，总之，在他们点燃青春的冲动的临界点上，我们及时并到位地赋予他们莎士比亚所说的“灵明的理智”，就是向他们渴望疯狂的头脑派遣了擒拿疯狂的“度”。

　　台湾的那位学者妈妈在长篇大论的结尾表态：“可是你18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但她的长篇大论本身表明，这种放任是象征性的。

　　正是年龄与经验，而非时代与文化，划出了家长和子女间的沟壑：我们对社会与人的警惕，有其夸大；他们对社会与人的轻信，衍生出轻狂。但在这二者之间，还有我们的理性存在的空间。这就是，让我们的谨慎覆盖他们的轻狂！做到这一点，就不是“说了也白说”。